笔者以2008—2020年294个地级市和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策略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作用机制表明，税收竞争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财政支出竞争会通过促进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强化企业税负粘性，后者会产生部分遮掩效应。策略互动效应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竞争缓解企业税负粘性的作用略大于税收竞争，且两者存在一定的策略替代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税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笔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视角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视角，探讨了税制改革赋能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和生成机制，并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本原则，从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三个维度提出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当前和未来阶段开展税制改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时代背景下，其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不仅关乎着民营企业能否做强做大，更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逆向混改”视角，以2009—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这一作用在国有资本参与度高、地方层级国有资本参股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本文的研究为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完善其投融资行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延迟退休呼声不断。本文将延迟退休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中，综合考虑延迟退休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生育效应，分析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两种退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抵消此负面作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使老年人愿意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尽管延迟退休会使储蓄下降，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储蓄下降的负向作用，表明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增长；弹性退休模式下的生育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均高于强制延迟退休对应数值，表明弹性退休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因此，建议中国应推行允许个人可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和经济增长。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并为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笔者基于手动搜集全国区县的预决算公开数据，构建了2018年与2019年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库。通过分析区县级政府各项财政收支的典型事实，研究发现：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不到20%；货物和劳务税类收入占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中位数约60%；来自上级（各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中位数约为80%；土地三项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约为10%。因此，从更长时期看，考虑增加区县级政府财产类课税如房地产税收入占比，增加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房地产税本身的税制设计中，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更多考虑有利于收入稳定的元素；应进一步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提高自有收入占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应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程度，逐步调整区县财政的运行模式，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新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包括：做到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产学研关系；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立足各地不同的基础条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文章从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政力量。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房价波动所带来的抵押资产价值变动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并运用2003—2020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上市公司及房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房价上涨使得上市公司持有的房产价值提升,从而增加了抵押资产价值,使得企业有动机和能力进行外源债务融资,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验证了抵押品渠道。针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和信贷资源分配市场化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影响。为此,监管部门应适度调控房地产市场,规范企业内部治理,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非税收入作为税费改革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核心与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演变，尽管比例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税收呈现同向关系，与非税收入呈现反向关系。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倾向于寻求新的财源，使得非税收入规模呈现异常增长态势。笔者利用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借助199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大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已实施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地区，非税收入预决算规模均有所下降；（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和财政分权度更高的地区该效应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人大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进而压缩非税收入规模。本文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税费政策相关的研究，而且对更好权衡减税降费政策与地方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完善非税收入和人大预算监督体系构建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经验借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土地要素空间配置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国家促进城乡土地要素空间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举措之一，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和贡献往往被忽视，且存在争议。本文使用全国2006—2022年县域内增减挂钩项目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县域内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内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在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正向政策效应。县域内增减挂钩通过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充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邻近中心城市的地区、财政自给率较高的地区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增减挂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设统一的土地资源要素市场提供了有益参考。

明晰需求端政策调控对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认房认贷”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模型，分析2022年部分二三线城市“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二手房和新房成交量价的影响以及两个子市场的联动规律，并进一步检验政策放松的空间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认房认贷”政策放松显著增加了二手房的成交量，并减缓了二手房成交价格的下行趋势，但政策生效存在1~2个月的时滞。然而，二手房市场流动性增强挤出了新房市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使得大户型新房成交量显著减少，并带来当期新房成交价格的下降。此外，高能级城市“认房认贷”政策的放松对周边低能级城市住房交易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小中大户型的新房交易均有持续显著的抑制效果。据此提出要因城施策引导刚性和改善性购房者分流。

新质生产力强调颠覆性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与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格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变革的浪潮中，颠覆性技术革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形态向网络化演进，新型要素的应用促进供应链智能化转型。数字平台等新兴模式的崛起，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从主体、结构、环境三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都依赖于财政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笔者探讨了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融合、保障链条循环畅通、构建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吸引新型要素流入等多方面的着力点，并对当前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此，应从新阵地、新转换、新基础、新格局、新循环、新环境和新协同七个方面谋划财税政策，以期达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的战略目标。

组织韧性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存在异质性。笔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2013—2022年A股上市“专精特新”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绩效增长和财务波动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组织韧性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企业财务波动与创新效率负相关,企业绩效增长与创新效率正相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动态能力部分中介组织韧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组织韧性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反映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创新效率水平上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以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组织韧性的绩效增长和财务波动两大动态能力指标的有效数据实证检验与其核心竞争力——创新效率之间的关联性,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企业治理理论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以便在动态、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下提高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 年中国Ａ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数字化政府服务效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降低了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是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投资高风险项目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在不具有政治关联以及杠杆率较高的企业之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引导企业进行合理投资，避免盲目追求高风险投资，也为继续深入推进税收信息化治理提供证据支持。

本文研究在应对贸易一体化时我国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技能分布如何作出相应的反应。利用2010—2020年期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联合国贸易数据（UNComtrade）等构造面板，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对以所受教育为基准的中级和初级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有负面影响，对高级和中级技能组间的工资差距则有积极影响。且前者对于劳动技能的均值和分布具有负向作用，后者则有正向作用。因此，外贸活动会诱发技能极化，而工资差距解释了由贸易导致技能极化作用的50%。此外，在中年工人组以及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收入差距特别是高中级技能组间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技能极化问题更为突出。鉴于一国的技能分配会长远地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因此，了解工资收入分配的变化并在政策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至关重要，本文在劳动保障和教育支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金融资源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要素,在空间上呈现特有的非均衡分布特征,持续向中心城市聚集,但是制造业却在向外围城市迁移而难以获得融资,制造业面临特有的融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多维数值模拟,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测度金融聚集程度,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金融资源在城市中聚集有利于当地制造业融资,这在城市群中更为明显;(2)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对外围制造业融资影响呈现虹吸效应,发达地区则呈现辐射效应;(3)不同区域随距离增加的空间外溢模式存在异质性:全国呈现倒U形,欠发达地区呈现线性衰减,发达地区呈现~形;(4)城市信息传输效率、交通便利性、城市群分工、市场分割等因素是影响金融聚集空间外溢的重要机制。由此,支持城市间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发挥中心城市金融辐射作用,支持银行跨区域经营成为本文直接的政策含义。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 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 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